班固(建武八年32年-永元四年92年)东汉官吏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史学家班彪之子,字孟坚,汉族,扶风安陵人(今陕西咸阳东北)。除兰台令史,迁为郎,典校秘书,潜心二十余年,修成《汉书》,当世重之,迁玄武司马,撰《白虎通德论》,征匈奴为中护军,兵败受牵连,死狱中,善辞赋,有《两都赋》等。
〔► 班固的诗文(2篇)班固的名句(0条)〕作为东汉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,班固引赢得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赞誉。在史学界,他与司马迁一起被称为“班马”或“马班”;在文学界,他又与扬雄、张衡一起被称为“班扬”、“班张”,也有人将他与马融并称“班马”。可这些人虽与班固齐名,却不与之同时。难道班固的学问在当时真是独步天下,没有对手吗?
其实不然。与班固同期也有些与之齐名的文人,傅毅就是其一。两人本是太学同学,经历也极为相似,却在文学创作中互不服气,一生中在文学和史学领域有过数次“交锋”。因此,把两人称作“一生之敌”,并不为过。
据陈其泰先生考证,班固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(47),即16岁时到洛阳太学求学,与傅毅成为同学。从《后汉书·崔骃传》中崔骃“少游太学,与班固、傅毅同时齐名”的记载来看,这种说法不无依据。当时,班、傅两人已与崔骃一起在太学中崭露头角了。
后来,由于要为父守丧,班固不得不离开太学,回老家居忧。直到汉明帝永平五年(62),班固以“私改国史”的罪名被逮至洛阳,后被汉明帝赦免,除兰台令史,作《世祖本纪》。之后,班固迁为郎,典校秘书,“撰功臣、平林、新市、公孙述事,作列传、载记二十八篇奏之”。这样,曾经的太学同学又在洛阳相遇。不过,这时的班固,地位已在傅毅之上。据《后汉书·刘复传》记载,刘复“与班固、贾逵共述汉史,傅毅等皆宗事之”。
傅毅可能无法接受曾与自己齐名的同学位居自己之上,于是写了篇文章发牢骚。对此,《后汉书·傅毅传》作了如实的记载:“(傅)毅以显宗(即汉明帝)求贤不笃,士多隐处,故作《七激》以为讽。”看来,当时傅毅对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满是众人皆知的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和班固的较量自然不少,而汉明帝也给他们创造了不少比试的机会。
永平十七年,汉明帝召班固、傅毅、贾逵等人诣云龙门,问司马迁在《秦始皇本纪》中所下的赞语有无不对的地方。因编纂《汉书》而对《史记》了如指掌,班固自然大胜。他率先回答,说赞语中引用贾谊《过秦篇》的“向使子婴有庸主之才,仅得中佐,秦之社稷,未宜绝也”一句是不对的,赢得了汉明帝的认可。
又据《论衡》记载:“永平中,神雀群集,孝明诏上《神爵颂》。百官颂上,文皆比瓦石。唯班固、贾逵、傅毅、杨终、侯讽五颂金玉,孝明览焉。”汉明帝时神雀群集只见于永平十七年。班固、傅毅献赋也当在此时。这次,二人的创作均得到了汉明帝的称赞,平分秋色。
汉明帝时班固曾作《两都赋》,傅毅也作了《洛都赋》、《反都赋》,反对迁都长安,无形中也构成一次“较量”。但史书并没有记载这次“较量”的确切时间,只是班固在《两都赋》中说到,当时东都洛阳修建宫室园林“以备制度”而西土耆老却倡议迁都。不过,当时有一次同样主题、同样背景的创作,为确定这次“较量”的时间提供了线索。
《后汉书·王景传》记载:“建初七年(82),(王景)迁徐州刺史。先是杜陵杜笃奏上《论都赋》,欲令车驾迁还长安。耆老闻者,皆动怀土之心,莫不眷然伫立西望。景以宫庙已立,恐人情疑惑,会时有神雀诸瑞,乃作《金人论》,颂洛邑之美,天人之符,文有可采。明年,迁庐江太守……卒于官。”
王景历仕汉明帝、汉章帝两朝。而据《后汉书》记载,神雀诸瑞除见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外,也见于汉章帝元和二年(85),当时汉章帝正好“改庐江为六安国”。但王景在建初七年任徐州刺史,第二年改任庐江太守并死于任上。所以,《金人论》只能作于永平十七年,与之创作主题和创作背景完全相同的《两都赋》、《洛都赋》、《反都赋》亦然。
从后世评价来看,《两都赋》被选为《文选》首篇,成为京都大赋的代表,而《洛都赋》和《反都赋》则少有人知,当逊色不少。这样,三次“较量”中班固两胜一平,占尽上风。
汉章帝即位后,召傅毅为兰台令史,“拜郎中,与班固、贾逵共典校书”,二人又成了同事。这时,傅毅“作《显宗颂》十篇,由是文雅显于朝廷”。傅毅名声大振,让班固心中颇有不平。于是,他在给弟弟班超的信中讥讽傅毅“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,下笔不能自休”,引出了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”的千古话题。
实际上,傅毅作为当时的文史学家,却是世人交口称誉,与班固不相上下。《论衡》记载了当时人们的评价:“是以兰台之史,班固、贾逵、杨终、傅毅之徒,名香文美。”所以,曹丕说:“傅毅之于班固,伯仲之间耳,而固小之……斯不自见之患也。”
班固与傅毅同为言语文学之臣侍奉汉章帝,为了“通讽谕”、“尽忠孝”,奉命进行文学创作自是常事,自然也不乏比试机会。傅玄在《连珠序》中就记载了“汉章帝之世,班固、贾逵、傅毅三子受诏作之(连珠)”的事,可惜傅毅的连珠诗今已不存,无法比较。
汉章帝建初三年,马防拜车骑将军,请傅毅为军司马,待以师友之礼。直到建初八年,马防被免,傅毅才免官归家。在这期间,班固则和与马氏有隙的窦宪交往甚密。汉和帝永元元年(89),窦宪任车骑将军,请傅毅为主记室,崔骃为主簿。不久,窦宪升大将军,又以傅毅为司马,班固为中护军。至此,三个太学同学又成为同僚,均作《北征颂》歌颂窦宪北伐的功绩。而在现存作品中,班固还有《竹扇赋》、《白绮扇赋》,傅毅也有《扇赋》,或为同时之作。
在幕府中,班固和傅毅受到了窦宪的重用,希望有朝一日成就功名。他们的同学崔骃则因屡次劝谏窦宪无效而离开了。不久,傅毅去世,班固也在永元四年,因窦宪谋反案受株连,死在狱中。(作者:关小彬)
洛阳求学
班固自幼接受儒学世家的良好教育和熏陶,加之班固聪明好学,9岁就能写文章、诵诗赋了。当时,父亲班彪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学者,好多人都前来拜他为师或与他探讨学问,受父亲朋友辈学者的影响,班固开阔了眼界,学业大有长进。后来,父亲有意续写《史记后传》,开始阅读大量汉朝典籍。在父亲的影响下,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。这时,著名的思想家王充正值青春年华,从会稽老家来到京城洛阳游学,他景仰班彪在学术上的高深造诣,也前来拜班彪为师,虚心求教。王充对于班彪的著史事业充满敬意,称赞班彪的著述可与太史公、扬雄媲美。由于他经常到老师家中请教,与年纪比他小五岁的班固逐渐熟悉起来,并对少年班固的才能和志向欣赏备至。建武二十年(公元44年)的一天,王充又来向老师请教,恰好班固也在客厅里,并对他们谈论汉事不时插上一二句颇具见识的话语,王充听后十分惊奇,不禁抚摸着班固的后背,对老师说:“此儿必记汉事”,认为班固将来必定会完成撰著汉代历史的重任!
随着年龄的增长,班固开始不满足于儒学世家的家庭教育。为了进一步深造,班固于16岁时进入洛阳太学学习,在这里,他用功苦学,贯通各种经书典籍,不论儒家或其他百家学说,都能深入钻研,同时注重见识,并不拘守一师之说,不停留在字音字义、枝枝节节的注解上,而是要求贯通经籍的大义。这是他日后能够成长为一代良史的极重要条件。在这里,班固结识了崔胭、李育、傅毅等一批同学。由于班固性格宽容随和,平易近人,不因为自己才能出众而骄傲,所以得到了同学及士林的交口称赞。到班彪死时,班固虽然年仅23岁,但已具备颇高的文化修养和著述能力。
私撰《汉书》
由于父亲去世后生计困难,班固只好从京城迁回扶风安陵老家居住。从京城官宦之家一下子降到乡里平民的地位,这对上进心很强的班固是一沉重打击。但他毫不气馁,立志继承父亲未竞之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。班固认为,父亲已经撰成《史记后传》的部分,内容还不够详备,布局也尚待改进;没有撰成的部分,需要重新续写。于是他在父亲已成《史记后传》的基础上,利用家藏的丰富图书,正式开始了撰写《汉书》的生涯。
永平五年(公元62年),正当班固全力以赴地撰写《汉书》的时候,有人告发班固“私修国史”,于是,班固被捕关进了京兆监狱,书稿也被官府查抄。当时,不仅“私修国史”是被严格禁止的,甚至“国史”一般也不能为个人所拥有。汉元帝时东平王刘宇上书求赐《太史公书》被拒绝之事,即可证明。
班固虽是外戚后代、儒学世家子弟,但他本身却连个官阶很低的郎官都不是,却如此大胆,敢于私修国史,岂不是触犯了朝廷大禁!前不久,扶风郡有一个叫苏朗的人被人告发伪造图谶,被捕入狱后,很快就被处死。面对这种形势,班家老小十分紧张,害怕班固凶多吉少。班固的弟弟班超为了营救哥哥,立即骑上快马从扶风安陵老家急驰京城洛阳,他要向汉明帝上书申诉,为哥哥雪除冤枉。
班固被告“私修国史”,身陷囹圄,不知将被如何处置,更为老母和家人的安全担心。但他明白自己根本没有什么“罪”。他立志著史,不仅是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,而且也是要远接从司马迁、刘向、扬雄以来修史的传统,更是为了宣扬“汉德”。西汉一代210余年,有过赫赫功业,也有过许多弊政,其中治乱兴衰,使人慨叹,给人启发,写出一部“汉史”,正是当今学者的责任。何况王莽灭亡至今已40年了,再不及时撰成史书,后人所能获得的史料岂不更少!所以他才拿起笔来,立志完成父亲未竞之业。不料遭人诬告,如果此番不明不白地被处死,那么父子两代人的心血岂不尽付东流!为此,班固忧愤交加,心痛欲裂。
班超策马穿华阴、过潼关,赶到洛阳上书为班固申冤,引起汉明帝对这一案件的重视,特旨召见班超核实情况。班超将父兄两代人几十年修史的辛劳以及宣扬“汉德”的意向全部告诉了汉明帝。这时,扶风郡守也把在班固家中查抄的书稿送至京师。明帝读了书稿,对班固的才华感到惊异,称赞他所写的书稿确是一部奇作,下令立即释放,并加以劝慰。明帝赞赏班固的志向,器重他的才能,立即召他到京都皇家校书部供职,拜为“兰台令史”。
受诏修史
班固被拜为“兰台令史”,最初受任与前睢阳县令陈宗、长陵县令尹敏、司隶从事孟异等人,共同编撰东汉光武帝的事迹《世祖本纪》。班固与陈宗等同心协力,很快就完成了《世祖本纪》的修撰,得到了明帝的赞扬。由于班固在编撰《世祖本纪》过程中的出色努力,又被晋升为“郎”官,负责整理校雠皇家图书。郎官是汉代进身的开始,班固的职务是校书,故称“校书郎”。他继续修撰光武一朝的史事,又撰成东汉功臣、平林、新市起义军和公孙述的事迹,共成列传、载记28篇。这样,有关光武一朝的记载大体齐备。《东观汉纪》是东汉皇朝的当代史,自明帝以后,章帝、安帝、桓帝、灵帝、献帝历朝都有续修,班固则是在它的创始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,开了一个好头。
班固被召到京师以后,弟班超与母亲也随至洛阳,因“家贫”,班超“常为官慵书以供养”。班固被汉明帝任命为郎官之后,官阶虽低,但与明帝见面的机会增多了,加以班固文才显露,逐渐得到汉明帝的宠爱。时间一长,明帝也关心地问起他的家庭生活,有一天,汉明帝突然想到前些日子赶到洛阳阙下为救班固冒险上疏的班超,便问班固:“卿弟安在?”班固回答说:“为官写书,受直以养老母”。明帝非常欣赏班超的勇气和辩才,觉得他未得任用实在可惜,便授班超为“兰台令史”。
这期间,班固的职务虽低,却使班固得到较为安定的生活,更为重要的是,使他有条件接触并利用皇家丰富的藏书,这就为他日后完成《汉书》提供了重要条件。
班固在撰写光武一朝君臣事迹期间,显露出卓越的才华,得到汉明帝的赏识。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立修撰汉史的宏愿,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“汉德”,特下诏,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。班固从私撰《汉书》到受诏修史,是一个重大转折,对于《汉书》的完成是一个有力的推动。从此,班固不仅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,有皇家图书可资利用,而且有了明帝的这一旨意,使他著史的合法性得到确认,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由于具备了这些条件,班固开始全身一地投撰史的事业之中,撰史进度大大加快。
奉旨撰书
班固48岁那年(建初四年,公元79年)十一月,东汉朝廷有一件大事。议郎杨终上奏说:“方今天下少事,学者得成其业,而章句之徒,破坏大体。宜如石渠故事,永为世则。”指出,当时由于经学流派的繁衍,解经歧异很大,影响经学的传播和发展,因此,杨终建议应该像西汉宣帝召集石渠阁会议那样,召集有权威的学者来讲论五经,裁定经义。
章帝采纳了这个建议,下诏“太常、将、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及诸生、诸儒会白虎观,讲议《五经》同异,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,侍中淳于恭奏,帝亲称制临决,如效宣甘露石渠故事。”出席会议的有班固,博士赵博、李育,议郎杨终,郎官贾逵,鲁阳侯丁鸿,广平王刘羡,还有太常楼望、少府成封、屯骑校尉桓郁等,会议历时一个多月才结束。杨终在会议前因事入狱,由班固和赵博、贾逵等人上书,提出:杨终深晓《春秋》,学问渊博,请求章帝赦他出席参加会议。杨终自己又上书申冤,即日被允许交上一笔赎金,出狱与会。班固以史官身份出席会议,并兼记录。会后他按章帝的旨意,将会议记录整理成《白虎通义》一书。《白虎通义》一书内容十分庞杂,主要是“以阴阳五行为理论基础,对西汉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书》卷40《班固传》:“天子会诸儒讲论五经,作《虎通德论》,令固撰集其书。”则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为《白虎通德论》,再经班固整理成《白虎通义》(即《白虎通》)。《白虎通德论》后来亡佚。又,《后汉书》卷79《儒林列传》记载说:“建初中,大会诸儒于白虎观,考详同异,连月乃罢,肃宗亲临称制,如石渠故事,顾命由臣,薯为诵叟”和哀、平以降的谶纬之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、天人感应论、先验情性论等进行了修补和总结,并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国家制度、军队刑罚、礼仪规章、人伦关系以及耕桑商贾等进行了系统规定,具有国家宪章和神学法典的意义”,被视为宣扬谶纬神学的典型著作。
北征匈奴
班固“潜精研思”25年,撰成《汉书》,但由于《汉书》长期未能脱稿,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。班固主要是在默默无一闻中生活,如果说有一些影响的话,就是曾得到皇帝和部分士人的赏识,然而也不过是做了个兰台令史、校书郎、玄武司马之类的小官。他看到那些才能不如自己的人,纷纷从政,获得进身之阶,风光一时,真有些不甘心。因此,班固也在等待时机,以求建功立业。在当时,建立军功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最好途径,而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,于是,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,获取功名,以便施展才能。
和帝永元元年(公元89年),班固年届58岁,因遭母丧,辞官守孝在家,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,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,便决定投附窦宪,随大军去北攻匈奴。
光武帝时,窦融名列“云台二十八将”之一,成为显赫的功臣权贵之家。又历明、章二世,窦氏势力更加兴盛。班固求进心切,利用班、窦两家同乡、世交的关系,决定投附窦氏家族。但他未能觉察,这时的窦氏专横跋扈,已成了朝廷的危险势力。
章帝初年,窦融的曾孙女被立为皇后,窦宪依靠身为皇后之兄的关系,很快升为虎贲中郎将,随着权力的增长,他更加不可一世,随便霸占别人的财产,无恶不作。
窦宪不但欺负一般的老百姓,甚至敢于欺负皇帝的姑母。皇帝姑母叫沁水公主,在洛阳拥有一座好园田,窦宪利用权势贱价夺取过来,公主迫于他的气焰,不敢同他计较。有一天,章帝乘车出行,经过沁水公主园田,高兴地告诉窦宪这是沁水公主的园田。窦宪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。事后章帝终于发觉沁水公主园田被窦宪侵占,怒不可遏,召来窦宪斥责道:你的手段骇人听闻,竟敢欺负到皇姑头上来了,明明是你已经霸占了公主的园田,还学赵高的样子,“指鹿为马!”“今贵主尚见枉夺,何况小人哉!”正告窦宪说“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。”要他“深思前过”,痛改前非。窦宪自知闯了大祸,求窦皇后说情,最后退出公主园田,暂时了事。
(公元88年),章帝卒,和帝即位,年仅10岁,窦太后临朝。窦宪成了国舅老爷,很快即被起用为侍中,控制大权。他的弟弟窦笃被任为虎贲中郎将,窦景、窦壤被任为中常侍,兄弟叔侄“皆在亲要之地”。凡窦宪本人的意旨,在外授意早有名望的旧臣写奏书,在内由他向太后陈述,“事无不从”。窦宪专横跋扈,无视朝廷法律,随意杀人。齐殇王的儿子刘畅,因章帝丧事来朝吊问,乘机讨好了窦太后,得到一个宫内职位。窦宪怕刘畅受宠,妨碍他专擅朝政,竞派人将他刺杀。后来,事情暴露,窦宪被关在宫内,等候治罪。这下窦宪着了慌,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。当时正逢南匈奴请兵攻伐北匈奴,朝廷便拜窦宪为车骑将军,率大军出塞。窦宪北征匈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的。班固不知其中内情,随军出发,任中护军,参与军中谋议。
大军从朔方三路北袭,窦宪遣各部将及匈奴左谷蠡王等,率精骑万余,在稽落山(今蒙古达兰札达加德西北)大破北匈奴军队。窦宪与副将等登上远离边塞三千余里的燕然山(蒙古杭爱山脉),由班固撰写《封燕然山铭》文,刻石纪功。班固还撰有《窦将军北征颂》一文,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。窦宪班师后出镇凉州。第二年,北匈奴单于因大败之后势力衰弱,派亲王向窦宪通报希望觐见东汉皇帝,请求派使者前来迎接。窦宪上奏,派遣班固以中护军兼代中郎将职务,与司马梁讽一起,带领数百人骑马出居延塞(今甘肃额齐纳旗)迎接,正遇上南匈奴出兵打败北匈奴,班固一行到达私渠海(在稽落山西北),获知北匈奴已遁走而折回。永元三年(公元91年),窦宪派部将出兵北击,此后北匈奴向西远徙,东汉最后解除了匈奴的威胁。
含冤被害
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,进入窦宪幕府。此时的窦宪,因为平匈奴有功,威名大盛,心腹众多,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,朝臣震慑,望风希旨。尚书仆射郑寿、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,被迫相继自杀。窦宪的三个弟弟又把持着卫尉、执金吾、光禄勋的要职,窦氏家族还有十几人任城门校尉、将作大匠、少府等。他们在京城无法无天,奴仆肆意强夺民财,侵害百姓,抢夺民女。街市上的店铺害怕窦氏,看到他们,都像逃避强盗一样,紧锁店门,躲避起来。他们大权在握,仍不满足,又想杀死皇帝,夺取最高权力。永元四年(公元92年),窦宪的爪牙邓叠、女婿郭举等阴谋在宫中杀死和帝。和帝觉察到他们的阴谋,事先与中常侍郑众定计,把邓叠、郭举等收捕斩首,并将窦宪等人革职,送回封地,窦宪等被迫自杀。班固本来与窦宪案件毫无关系,但在封建时代,一人有罪,株连甚广,班固因与窦宪关系密切而被免职,以后又被冤枉逮入监狱。当时的洛阳令种兢对班固一家怀有私仇。因为班固平常对子弟管教不严,有的子弟不守法纪,地方官吏感到头痛。曾有一次,种兢出行,班固的家奴因喝醉酒冲撞了他的车骑,种兢手下官吏对他推搡训斥,家奴迷迷糊糊,口出恶言,种兢大怒,可是畏惧窦宪威势,不敢发作,从此怀恨在心。窦宪案发后,以前窦家的宾客一一被逮捕拷问,种兢借机报复,将班固关进监狱。在狱吏的拷打折磨下,这位对中国文化史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竟冤死狱中,卒年61岁。事后,和帝曾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,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。
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,伯者莫高于齐桓,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,岂特古之人乎?患在人主不交故也,士奚由进?今吾以天之灵,贤士大夫,定有天下,以为一家。欲其长久,世世奉宗庙亡绝也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,而不与吾共安利之,可乎?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,吾能尊显之。布告天下,使明知朕意。
御史大夫昌下相国,相国酂侯下诸侯王,御史中执法下郡守,其有意称明德者,必身劝,为之驾,遣诣相国府,署行义年,有而弗言,觉免。年老癃病,勿遣。
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:“痛乎风俗之移人也。子实秦人,矜夸馆室,保界河山,信识昭、襄而知始皇矣,乌睹大汉之云为乎?夫大汉之开元也,奋布衣以登皇位,由数期而创万代,盖六籍所不能谈,前圣靡得言焉当此之时,功有横而当天,讨有逆而顺民。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,萧公权宜而拓其制。时岂泰而安之哉,计不得以已也。吾子曾不是睹,顾曜后嗣之末造,不亦暗乎?今将语子以建武之治,永平之事,监于太清,以变子之惑志。往者王莽作逆,汉祚中缺,天人致诛,六合相灭。于时之乱,生人几亡,鬼神泯绝,壑无完柩,郛罔遗室。原野厌人之肉,川谷流人之血,秦、项之灾,犹不克半,书契以来,未之或纪。故下人号而上诉,上帝怀而降监,乃致命乎圣皇。于是圣皇乃握乾符,阐坤珍,披皇图,稽帝文,赫然发愤,应若兴云,霆击昆阳,凭怒雷震。遂超大河,跨北岳,立号高邑,建都河、洛。绍百王之荒屯,因造化之荡涤,体元立制,继天而作。系唐统,接汉绪,茂育群生,恢复疆宇,勋兼乎在昔,事勤乎三五。岂特方轨并迹,纷纷后辟,治近古之所务,蹈一圣之险易云尔哉。且夫建武之元,天地革命,四海之内,更造夫妇,肇有父子,君臣初建,人伦实始,斯乃伏牺氏之所以基皇德也。分州土,立市朝,作盘舆,造器械,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。龚行天罚,应天顺人,斯乃汤、武之所以昭王业也。迁都改邑,有殷宗中兴之则焉。即土之中,有周成隆平之制焉。不阶尺土一人之柄,同符乎高祖。克己复礼,以奉终始,允恭乎孝文。宪章稽古,封岱勒成,仪炳乎世宗。
案《六经》而校德,眇古昔而论功,仁圣之事既该,而帝王之道备矣。至于永平之际,重熙而累洽,盛三雍之上仪,修衮龙之法服,铺鸿藻,信景铄,扬世庙,正雅乐。人神之和允洽,群臣之序既肃。乃动大辂,遵皇衢,省方巡狩,穷览万国之有无,考声教之所被,散皇明以烛幽。然后增周旧,修洛邑,扇巍巍,显翼翼。光汉京于诸夏,总八方而为之极。是以皇城之内,宫室光明,阙庭神丽,奢不可逾,俭不能侈。外则因原野以作苑,填流泉而为沼,发 苹藻以潜鱼,丰圃草以毓兽,制同乎梁邹,谊合乎灵囿。若乃顺时节而搜狩,简车徒以讲武,则必临之以《王制》,考之以《风》《雅》,历《驺虞》,览《驷铁》,嘉《车攻》,采《吉日》,礼官整仪,乘舆乃出。于是发鲸鱼,铿华钟,登玉辂,乘时龙,凤盖棽丽,和銮玲珑,天官景从,寝威盛容。山灵护野,属御方神,雨师泛洒,风伯清尘,千乘雷起,万骑纷纭,元戎竟野,戈铤彗云,羽旄扫霓,旌旗拂天。焱焱炎炎,扬光飞文,吐焰生风,欱野喷山,日月为之夺明,丘陵为之摇震。遂集乎中囿,陈师案屯,骈部曲,列校队,勒三军,誓将帅。然后举烽伐鼓,申令三驱, 輶车霆激,骁骑电骛,由基发射范氏施御,弦不睼禽,辔不诡遇,飞者未及翔,走者未及去。指顾倏忽,获车已实,乐不极盘,杀不尽物,马踠余足,士怒未渫,先驱复路,属车案节。于是荐三牺,效五牲,礼神祇,怀百灵,觐明堂,临辟雍,扬缉熙,宣皇风,登灵台,考休徵。俯仰乎乾坤,参象乎圣躬,目中夏而布德,瞰四裔而抗棱。西荡河源,东澹海漘,北动幽崖,南趯朱垠。殊方别区,界绝而不邻。自孝武之所不征,孝宣之所未臣,莫不陆讋水栗,奔走而来宾。遂绥哀牢,开永昌,春王三朝,会同汉京。是日也,天子受四海之图籍,膺万国之贡珍,内抚诸夏,外绥百蛮。尔乃盛礼兴乐,供帐置乎云龙之庭,陈百寮而赞群后,究皇仪而展帝容。于是庭实千品,旨酒万钟,列金罍,班玉觞,嘉珍御,太牢飨。尔乃食举《雍》彻,太师奏乐,陈金石,布丝竹,钟鼓铿鍧,管弦烨煜。抗五声,极六律,歌九功,舞八佾,《韶》《武》备,泰古华。四夷间奏,德广所及,僸佅兜离,罔不具集。万乐备,百礼暨,皇欢浃,群臣醉,降烟熅,调元气,然后撞钟告罢,百寮遂退。于是圣上亲万方之欢娱,又沐浴于膏泽,惧其侈心之将萌,而怠于东作也,乃申旧间,下明诏,命有司,班宪度,昭节俭,示太素。去后宫之丽饰,损乘舆之服御,抑工商之淫业,兴农桑之盛务。遂令海内弃末而反本,背伪而归真,女修织纴,男务耕耘,器用陶匏,服尚素玄,耻纤靡而不服,贱奇丽而弗珍,捐金于山,沈珠于渊。于是百姓涤瑕荡秽而镜至清,形神寂漠,耳目弗营,嗜欲之源灭,廉耻之心生,莫不优游而自得,玉润而金声。是以四海之内,学校如林,庠序盈门,献酬交错,俎豆莘莘,下舞上歌,蹈德咏仁。登降饪宴之礼既毕,因相与嗟叹玄德,谠言弘说,咸含和而吐气,颂曰:“盛哉乎斯世!”今论者但知诵虞、夏之《书》,咏殷、周之《诗》,讲羲、文之《易》,论孔氏之《春秋》,罕能精古今之清浊,究汉德之所由。唯子颇识旧典,又徒驰骋乎末流。温故知新已难,而知德者鲜矣。且夫僻界西戎,险阻四塞,修其防御,孰与处乎土中,平夷洞达,万方辐凑?秦岭、九崚,泾、渭之川,曷若四渎、五岳,带河溯洛,图书之渊?建章、甘泉,馆御列仙,孰与灵台、明堂,统和天人?太液、昆明,鸟兽之囿,曷若辟雍海流,道德之富?游侠逾侈,犯义侵礼,孰与同履法度,翼翼济济也?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,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。识函谷之可关,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。主人之辞未终,西都宾矍然失容,逡巡降阶,揲然意下,捧手欲辞。”主人曰:“复位,今将授予以五篇之诗。”宾既卒业,乃称曰:“美哉乎斯诗!义正乎扬雄,事实乎相如,匪唯主人之好学,盖乃遭遇乎斯时也。小子狂简,不知所裁,既闻正道,请终身而诵之。”